大卫·休谟的保守主义观

保守主义评论按：从思想史上看，英国有两种保守主义思想传统，其一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保守主义。这一派的代表有理查德·胡克、爱德华·海德、埃德蒙·柏克、柯勒律治以及纽曼主教。另一种是带有世俗色彩的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乔治·萨维尔、博林布鲁克子爵以及大卫·休谟。本文所介绍的是休谟的保守主义观。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大卫·休谟

作者：刘洋  来源：选自《大卫·休谟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研究》

透过不同时代保守主义者的具体主张，深入保守主义思想的关键内涵，我们是能够在大体上发现一些保守主义的共性特征的。当然，这种共性特征是与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比较之后的结果，这种共性特征也并非每个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身上都全面具备。这种共性特征便是，保守主义始终坚持认为世界并不完美、坚持人的能力有限、坚持历史主义、坚持政治审慎。当然，从历史上看，这些思想在柏克身上得到了相对自觉的理论阐述，但是，上述思想在休谟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果以上述四原则作为划分保守主义传统的某种依据，休谟显然应当位列其中，从保守主义视角审视休谟是合适的。

首先，休谟政治思想中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休谟拒绝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沃兰指出，休谟受到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影响，比起表面看起来要多。以至于，他认为存在一个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休谟。这使得休谟能够与那些理想主义的、理想导向的、高度规范性的理论家保持距离。实际上，这与休谟对世界更为深层的理解密切相关。在休谟看来，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不朽的。休谟指出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本来就是难以克服的，而且善恶苦乐总是交杂并存。不仅如此，善恶之间有时甚至难于截然分开。故而，在休谟眼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那么试图用一种完美的理想来激励和引导人们改造这个世界，显然就是不切实际。那种试图依靠人的努力实现而彻底改变这种不完美现状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休谟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狂热都报以警惕，不论这种乌托邦是以宗教抑或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的。

其次，休谟对启蒙理想的批判与反思为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人类行为有限性提出依据。保守主义始终认为人类行为，不论是个体还是整体，其能力是有限的。保守主义始终提醒人们，要对历史、自然等结构性要素怀有敬畏，不要对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盲目乐观。如果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人类行为与这个复杂大系统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缠绕”关系，那么保守主义的这一思想显然是饱含着人类大智慧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前现代世界，至少就西方而言，这种对人类能力抱以谦逊看法的思想往往借助神学思想，以神的至上、无限来映衬人类的有限与无能。然而，伴随着世界的祛魅，世俗社会的崛起，神学思想的影响力在逐步衰落，人的地位开始凸显。这里面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人的理性的地位、功能与意义开始被人们放大与抬高。近现代以来，对理性的信任乃至于崇拜，成为人类迷信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对理性的自信典型地反映在启蒙哲人的思想认知当中。理性被视为是主观、自足与至上的，通过理性的充分运用，人类是能够发现绝对真理、社会规律，从而进行社会改造的。与之相对，休谟则认为理性在本体论上并不自足；在认知过程中依赖于习惯，其认知结论需不断渐进调整；在实践上，理性并非人类行为规范的指导，而是实现情感目的的工具。如此一来，休谟指出，理性并不能独立于经验之外，理性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行为的规范指令。理性要嵌入到经验之中才能获得生命力，理性要通过情感才能对人类行为产生作用。在此，休谟实际上在世俗性和学理性的意义上论证了人类行为的有限性，重申了人类行为必须谦逊自抑的保守主义信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证并不需要借助神人对照，而是运用启蒙的分析工具，开辟了认识论的理解路径。休谟就通过在智识上否认了理性的崇高与至上，从而为人类行为的能力与范畴留下了谦逊的空间。休谟的思想是理性主义自负的解毒剂。

第三，休谟通过对人类认知特点的深入阐释为人类行为的历史主义特征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与霍布斯、洛克、卢梭这些思想家不同，休谟明确意识到人的存在具有历史性。这首先表现为休谟认为人性之中就蕴含着历时性，历时性是人的认识论特点所决定的。是否具有时间意识，是否具有历史感，是保守主义区别于其它思想流派的重要标志。休谟对人类行为逻辑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从认识论基础上对习惯的着重肯定。休谟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是经验主义的，然而经验主义本身是不能有未来指向的，毕竟没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存在于经验之中。如果这一逻辑走向极端，那么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会事实上陷入某种不可知论的境界。然而，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认识特征，拯救了人的这一认识困境。这就是，人类倾向于认为过去反复出现的事情会在将来继续呈现。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自然主义属性的认知机制，拯救了人类的认识，使得人能够在已知基础上对未知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判断。而所谓习惯无非就是在时间过程中出现的经验累积，这种累积是人类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基础，是人类行为的指向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行为必然是历史性的。休谟在此，等于在认识论意义上，论证人为什么是历史性存在这一经典命题。不仅如此，在进入社会领域，休谟并不满意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社会所盛行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这一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光荣革命革命性的问题，然而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社会契约论理论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就在于，这是一种没有时间意识的理论。秉承这种理论的思想家，无论其理论细节如何千差万别，在根本逻辑上一定要假设一种全无历史感的自然状态以及自然人。这些“凭空”产生的自然人，在自然状态之中，根据自身的理性判断，缔结契约，构建政治社会。休谟则是针锋相对，他始终坚持强调人类政治行为并不能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任意勾勒，人总是在具体的时间、条件下展开政治活动，后辈总是踏着先辈的足迹登上历史舞台。在人们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历史因素不仅不能回避，而且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变量。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使得休谟不仅对古典思想中的黄金时代不以为然，而且强烈反对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合法性主张，也正是这种历史主义立场使得休谟对法治的理解开启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演化论的视角。

第四，审慎原则是休谟对待政治实践的基本立场。休谟对待政治激进主义表现出鲜明的批判立场，这在休谟的哲学、史学和政治学论文中都有体现。“因为，休谟认为人性是人类行为的普遍指南，而历史经验——作为人性累积的呈现——便是人为道德生活的合宜引导。在此领域，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具有批判和深思熟虑的变革应该是随着我们的环境和大体上人们对幸福理解的变化而持续调整与适应，而不应该追求与理想模式的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休谟对清教革命表现出强烈的拒斥和否定倾向。休谟认为清教革命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鼓动，完全抛弃现实约束的激进革命典型。休谟认为，这样的革命只能走向革命理想的反面，最终迎来的是暴政、持续动荡，乃至于对人类底线秩序的冲击。也因为如此，休谟事实上也不同意当时很多共和主义者对理想共和政体的沉迷、对党派政治的一味否定。在休谟看来，政体的选择只能是根据具体历史条件的次优之选，而党派政治也是自由政体之中不可回避的必然政治现象。理想主义者所追求的没有瑕疵的完美政体以及政治立场的完全一致，也许看起来十分瑰丽迷人，然而由于人性的羁绊和历史的约束，却并非人类政治世界的可能选择。在休谟看来，与其追求完美政治，倒不如承认政治世界的现实逻辑、认清政治世界的现实条件，从而从对政治世界的“最佳方案”追求转换为对“适宜方案”的选择。就政治变迁来说，休谟虽然激烈反对清教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动荡，然而，却也并不一味反对变迁，在此休谟与柏克的立场是高度相似的。对于政治变迁的态度，二者都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具体而言，休谟虽然反对激进的政治变迁，反对那种推倒一切，重新来过的政治变迁，然而休谟对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也并非熟视无睹。他赞同的是适应人性特征的变迁，这种变迁是一种渐进方式的变迁。休谟认为政治渐进变迁是一种变革成本较低的变迁方式，是一种利用人们习惯心理机制获得变迁合法性的方式，是一种在历史中试错与摸索，从而逐步完善的变迁方式。与毕其功于一役，通过理性设计从而实现政治世界整体变迁的方式相比，休谟认为这种渐进的，具有审慎精神的变迁更为合宜和可取。

休谟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不仅因其具有非完美性、有限性、历史主义和审慎性而具有保守主义的一般特征，而且因其自身的理论思维特点和所处时代的影响，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首先，休谟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与大多数保守主义理论家不同，具有极强的系统性。自柏克以来，保守主义传统无论是在启蒙时代，还是大众民主时代，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发生，总是有意抑或是无意地回避理论构建。这也是为什么保守主义总是被人们认为并非一种连贯的政治思想类型，而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思想状态乃至于精神气质。彼得针对英国保守主义指出“像梅斯特尔那种，具有逻辑的、演绎的拉丁保守主义显得过于教条，太过于十八世纪了。英国保守主义甚至被概括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并不具有一般形态。保守主义的理论就是反理论的。自由和理性主义思想自觉阐释抽象蓝图，而保守主义则不自觉地代表了具体的传统”。这一判断，实际上对保守主义具有某种普遍适用性。对此，昆顿说得更为直接，“追求对保守主义根本原则的理解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保守主义普遍具有的反理论倾向。在始终涉及在人类事务中抽象理论建构的危险不可靠性的著作中，追求有序、清晰的理论表达被视为一种堕落”。就算是柏克、托克维尔、柯勒律治、艾略特、迪斯累利等等历史上著名的保守主义者都不追求理论上的逻辑连贯，而是更为看重对具体问题的阐述和发挥。就此而言，休谟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具有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阐发不仅是对外部问题的回应，也是自身理论逻辑的延伸。如何看待休谟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呢？笔者认为，辨别保守主义更应该看中其“神”，而非其“形”，是否具有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涵更为关键，至于是否具有体系性、系统性，并不是关键问题，而是理论家的自身特色。休谟显然就属于那种具有体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家。

休谟认为任何对人类社会的探索最终都要回到对人的本身的探索和追问。对人的认识和探究是休谟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休谟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从对人的认识论特点出发，休谟进而推导出其伦理学，而休谟的政治学正是建立在其伦理学和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为休谟生前带来名望与利益的《英国史》则是在休谟政治学和伦理学指导之下的某种历史性说明。也就是说，休谟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从认识论出发，走向伦理学、政治学、史学，而整个理论体系内部的各部分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相互支撑、彼此印证的关系。至此，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乃至于史学构筑成一个体系严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休谟深邃、睿智的保守主义思想也寓于其中。就休谟的保守主义思想而言，如果不通过休谟的认识论、伦理学，就很容易将休谟在政治学和史学中所流露的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惋惜、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简单地归结为某种托利党情节。如果深入理解休谟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认识论，就会发现，对历史的尊重，对连续性、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休谟理论上一以贯之的立场所在。

其次，休谟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具有非常强烈的世俗性特征。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当中都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总是借助于某种高悬于世俗社会之上的力量或者法则来批判现实的激进主义现象。如柏克就认为存在着某种神定（providential）的秩序，历史上形成的秩序是某种神秘力量的结果。而柯勒律治则认为圣经应该成为政治家指南，治理国家第一要义便是让人们虔心宗教。许多卓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也认为宗教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柯克认为保守主义第一原则就是相信超验秩序或者自然法体系和良心一样统治着这个社会。黑格则认为“没有一个纯粹的保守主义者不是把公民义务建立在宗教视角之上，也没有一个宗教将公民义务视为全然世俗”。对此一点，休谟反其道而行之。休谟无论是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对合法性的论证、对法治的证成，还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无不是高度人本主义、世俗主义的。至少在上述领域，休谟并没有表现出对宗教、对神学的热情，他在探索一条从世俗理论角度为保守主义筑基的道路。休谟所提出的一切结论，无论是对理性所蕴含的实践特定的揭示，对合法性历史效用论的说明，对法治博弈演化的论证，还是对激进主义的解构，无不可以追溯到人类行为的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休谟思想聚焦的主体始终是人，其论证逻辑始终关注人与人的互动与协调。正是在那些不可改变人性支配下的个体之间形成的互动，才塑造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世界。休谟捍卫的原则，诸如尊重习俗、看重历史效用、主张审慎等等保守主义论点都不需要借助任何超验力量，也没有任何神秘的因素需要添加。也正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休谟开创了世俗保守主义的先河，这一保守主义路径在哈耶克、奥克肖特这些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家身上得到了持续回响。

第三，休谟的保守主义思想是与商业社会相互契合的。与休谟之前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思想家胡克相比，休谟所生活的时代商品经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英国社会正在商品经济的浸润之下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变革。休谟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也是对这种变革背景的回应。“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休谟敏锐捕捉到社会变迁，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强烈地偏好文明的、商业化的社会。这种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商业社会能够激发精致的人类品格，及其所具有的军事力量潜力，而非是对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看重”。这意味着，在休谟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资源配置手段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人们文化、道德伦理认知的变迁。休谟已然不在贬义上使用自利这个概念，并且将自利，而非美德作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前提假设。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商品经济所孕育的市民文化在思想家头脑中的一种折射。这一转变意味着，休谟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开始偏离古典政治学寻求最佳政治方案的思路，开启了将政治从求善转变为祛恶的考察路径。其次，休谟所主张的政治渐进是一种适应休谟所谓人性的政治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要适应人的趋乐避苦本性。从趋乐避苦的人性角度出发，休谟反对禁欲主义，认为被古典共和主义所诟病的奢侈是值得提倡的。这种思想的变迁显然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故而，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休谟所谓的渐进变迁是适合商品经济内在逻辑规定的变迁。最后，休谟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与商品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是对私人产权的维护。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商品经济就是私人财产权经济，没有了对产权的维护也就不会有商业的繁荣。而休谟在这个问题上走的更远，休谟认为没有私人财产权就不会有人类秩序，人类要在复杂社会中生存，必然要生发出某种规则维护产权。而对这种规则的强化与执行便是法治。在休谟思想当中，我们能够有趣地发现，尽管休谟强调历史延续、反对激进变迁，然而休谟却完全没有对以往任何时代的浪漫主义乡愁，没有对前现代社会田园牧歌的生活想象。相反地，他极为自觉、满怀热情地将自身的审慎思考、渐进主张投入到正在隆隆崛起的英国商品经济社会当中。

本文选自刘洋《大卫·休谟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研究》“结论部分”，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191页。转自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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